［概要］我国上有三次最重要的赋税改革：“两税法”、“一条鞭法”和“摊丁入亩”。文章分别讲解这三次赋税改革的背景和内容，侧重分析它们的历史意义和留下后世的教训，最后其对我国“后税费时代”稳固改革成果具备的一些救赎。　　［关键词］古代农村赋税改革；改革；赋税制度 　　 　　赋税制度是国家最重要的典章制度，必要关系着国计民生，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。马克思认为：“国家不存在的反映就是税。

”[1](P188)对于我国来说，也不值得注意。中国的赋税制源于夏商周的奴隶，到了封建社会，这项制度渐渐成熟期。

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以居多的经济结构，要求了交纳税赋杂役的主体为农民。毛泽东同志曾认为：“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制农民交纳贡税，并强制农民专门从事使用权的劳役，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反抗农民之用的军队。” [2](P618)为了国家机器的长时间运转和符合剥削阶级的利益，赋税徭役往往名目众多，加之皇权无法有效地监督地方，各地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，民不聊生，沦为了盛世衰落、政权更替的主要导火索之一。

为了保持统治者的平稳，历史上实施了多次赋税改革，其中最有影响的三次农村赋税改革分别是“两税法”、“一条鞭法”和“摊丁入亩”。这三次改革增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也对后世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影响，并且对我国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具有最重要的历史救赎。

　　 　　一、唐朝中期的“两税法” 　　 　　（一） 背景和内容 　　唐朝前期按人丁奴婢，实施均田制，以此为基础在赋税上使用“租庸调制”。这种税制下，农民因有一定的田地不作确保，再行再加休养生息的政策，还需要忍受。

但随着政权平稳和经济发展，官僚和地主开始吞并土地，均田制归入荒废，在此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为也寿终正寝。因为倒闭的农民做到了佃客或者逃往外地，必要造成大量男丁的萎缩，丁口的增加就意味著税源的增加。到了安史之乱后，大减半，擅自向乡里按丁收税早已不有可能，朝廷面对着危机，公元780年，唐德宗接纳杨炎的建议而实施两税法。

　　“两税法”把当时繁复税种统统拆分为地税与户税两种税，所以叫两税法。其主要措施为[3](P28)：（1）量出有制入，即估计每年的费用支出，以开支确认收益多少，按大历时四年的垦田面积，分摊到全国各地征税。（2）以各地现居户口为纳税人，行商无相同居住地，由所在州县征税，鳏寡孤独及赤贫者征税。

（3）户税，按中央所分配数额摊到现居户；地税，以大历十四年的开垦田数为基准平均值开销；商人按其收益，税三十分之一。（4）分夏、秋两次缴纳。（5）户税交钱，地税一般交米粟。

　　（二）历史意义和教训 　　“两税法”是一次适应环境生产力水平的制度变革，合乎了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时代拒绝。很多措施被后世所延用，具备深远影响的变革意义：（1）开始了以资产为课税客体的历史。转变了原本以“身丁为本”的赋役制度，而且两税法将正役、杂役都划入了，不断扩大了代役，确保了农时，不利于平稳生产。

（2）首创了货币计税的先河。适应环境了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将中国封建制度实物税制推向了货币税制，使全国有了统一的计税标准，便于和核算。（3）修改了税制。

过去赋役名目繁多，百姓“旬输月送无睡觉”，官府也长年为催征赋役而辛苦，两税法集中于时间征税，增加了对农民生产生活阻碍，官府也较少了困难。　　但改革也少有弊端，留给了一些的教训：（1）制度设计不存在缺失和漏洞。首先议定了“量出有制入”的原则，而又没对垦田数细心统计资料，因此把税款分派各地后，造成了赋税失衡。

再者，按资产收征也不完备，“两税法”每三年审查资产订税，时间过长，资产变化较小。另外一些贵重物品被躲藏，因此所计资产不实[4](P109)。

（2）在具体操作上，当时按货币计税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期，往往又被迫“折钱纳物”。在折征过程中，因为物价变动和商家欺压，使农民的利益遭到损失。

　　 　　二、明朝中期的“一条鞭法” 　　 　　（一）背景和内容 　　明朝前期，在税制上基本延用了“两税法”，税赋开销也基本合理。但明朝中期后，地主阶级不改为本性又开始肆意吞并土地、并设法藏匿强占的土地，增加或回避税赋。全国必须纳税的田大面积增大，税收大量转嫁到中小地主和农民身上，变为了地主阶级“广置庄田，不进赋税”[5]，“贫者无立锥之地，而赋额本官”[6]。

再加官府随时征发赋役，给定摊派，各地农民不堪忍受争相逃往或武装起义镇压。又因频仍战争军费开支庞大，皇室奢靡浪费、官僚贪污腐化，朝廷陷于了相当严重的财政危机。

当时一些官员看见了危机所在，展开了一些局部性的改革，但都是一段时间地实施于局部地区，到张居正当政后，为了挽回日益衰落的政局，在万历六年（公元1578年）开始全面实施了“一条鞭法”。　　“一条鞭法”改革的措施大体有五点：（1）赋额不准按田亩计征，占地面积多则多征伐，较少的就少征。（2）赋役拆分，把原本田赋的正税、可选、各种徭役、杂项等开销拆分为一项，剪成银两，分摊在田地上，按田亩征收，改革了历朝历代诗与役平行征税的税制。

（3）中止力役，把原本按户丁征派的办法，改回按照丁粮为首役，差役都由政府用货币雇用。（4）不准征伐银，代替了以往征税实物和力役的赋役制度。（5）由地方官吏必要办理征收解运。

　　（二）历史意义和教训 　　“一条鞭法”是农村赋税制度又一次根本性变革，它除了有均追税赋开销、修改赋税科目省费便民和减少财政收入的起到之外，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：它奠定了白银纳赋役制，使农民的生产必需面临，又中止了力役，巩固了人身依附，让农民可以瓦解土地专门从事商业手，再行再加无田业者的征赋也有所减低，总的说来就增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兴起[4](P206-207)。　　 但这次改革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失：（1）赋税的数额是以实行前的数额不尽相同，这就把明中叶以来的各种增派相同了下来，并使之合法化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加赋的性质。

（2）制度规定过于细致，过于过形式化，或者缺少灵活性。田不论肥瘠，丁不论社会阶层都一个标准征收，回应顾炎武评价说道：“不问丁之社会阶层，地之肥瘠，……未尝俱长短”[7]。另外，没充份考虑到全国各地的大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，同时实行一种征收模式，无法几乎适应环境各地明确情形，减少了继续执行可玩性。

　　 　　三 、清朝前期的“摊丁入亩” 　　 　　（一）背景和内容 　　清朝创建之初，延用“一条鞭法”，把赋税按地赋和丁赋统征，其标准按万历年间的则例征税。但随着全国人口的减少慢于土地面积的减少，农民的土地又被地主吞并而失去，以及因为战事支出等征派，农民无法分担丁赋而不得不逃隐，造成了丁银难征的局面。

因此，康熙帝实施了“盛世杜绝人丁，誓言加赋”的改革。对农民来说，丁银的平稳减免了增丁增赋之厌，不利于生产生活，但赋税失衡的问题仍未解决，这一改革并非废止了丁银，只是相同下来了，追加人口仍要补充政策发售之时的两千四百余万人丁总额的缺数，对于较少地无地的贫农仍然无以脱逃丁赋。权贵地主则在革除时借此作弊，分摊丁银[4](P225)。

到康熙末年经常出现了“扶者田连阡陌，竟少丁劣；贫者地无立锥形，反多徭役”[8]。为彻底解决丁赋的对立，于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在全国实行了“摊丁入亩”——把丁银摊入到田地，丁银和地银合一。

　　（二）历史意义和教训 　　摊丁入亩的实施，是古代赋税制度的最后一次根本性改革，对以后社会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：（1）它的实施代表着徭役制从上被废除，雇工制开始代替征调力役，构建了役归入地，奴役方式有了较小转变。（2）封建制度下按资纳税的原则获得了贯彻的秉持，劳役税和实物税最后化制备了单一的货币税。（3）不存在两千余年的人头税从法律上被废除，因为以占据土地作为计税标准，人身依附关系有了相当大的肿胀，增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的权利，客观上也使人口急遽快速增长，获取了大量劳动力[4](P227-228)。

但从实质来看，这一次的改革更好的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，减少财政收入和平稳统治者，所以改革并无法感受到封建制度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，另外奴役量也没减低，只是把丁额分摊入了土地而已，而随后增派田亩钱粮一样还是不可避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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